边城浪子
2001-10-09, 01:23 PM
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即“日舞影展”，专门为独立电影人而设，其影响近年来是越来越大。它旨在鼓励低成本、独立制作的影片，表现了与好莱坞电影截然不同的旨趣。美国圣丹斯电影展由圣丹斯研究所举办，研究所由25个成员组成。1981年，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有志于增强美国电影多样性的艺术生命力，和他的同事、朋友在犹他州的圣丹斯共商大计，结果成立了圣丹斯研究所，致力于支持和培养新生的电影编剧、电影导演；支持和帮助新的剧情片和纪录片参加美国国内影展和国际影展。研究所是一个非盈利性公司，现在每年预算1000万美元，其中35％是研究所自己挣的，65％是捐赠收入。研究所每年要资助400多名电影制作人，还要资助20000多人参加圣丹斯电影节。许多受到资助的导演或电影后来获了奥斯卡奖、艾美奖或各个国际电影节大奖。电影节乃至圣丹斯研究所都有独立的运作与管理机构。每年影展工作人员和圣丹斯研究所成员要观看3000多部要求参展的影片，从中选出100部左右长片，60部左右短片参加影展。圣丹斯电影节的比赛激发了美国独立制片的创作热情，提供了互相交流学艺的共同体氛围。
美国的独立制片活动源于电影人对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制度和美国类型电影的反动。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有《英国病人》（米拉迈克斯公司，Miramax）、《闪光的风采》（火线公司，Fire－Line）、《冰雪暴》（格雷莫西公司，Gramercy）等都是独立制片的作品，只不过它们的商业味较浓，所以票房成绩不俗。拍什么样的电影与制作体制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制作资金的多元化，制作技术的多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有着电影感觉、受过电影教育的人有可能拍摄自己想拍的东西，而且拍的东西相对容易地找到营销渠道，找到特定的观众群体。
拉斯·冯·特里叶（Lars Von Trier）在1995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提出了著名的DOG－MA95宣言。其主要内容如下：必须现场摄制，不得使用道具、摄影棚（如果道具对于故事是必须的，则要选择有道具的现场拍摄）；声音不能与影像分离，反之亦然（不能使用音乐，除非音乐就发生在被拍摄的场景里）；必须手持摄影机，允许任何手的移动或运动（电影不是发生在摄影机呆的地方，摄影机应该在电影发生的地方）；电影应该是彩色的，不许使用人工用光（如果曝光过于不足，这一场景要剪掉，或者允许使用一个摄影机附属的灯）；不许使用光学处理和滤镜；电影中不允许包含浅薄的动作（谋杀、武器不该出现）；不许时空疏离，这意味着电影是现时点拍摄的；类型电影不被接受；要用学院化的35mm拍；导演是不可信的。这一宣言在数字影像（DV）制作群中有较大的影响，虽然现在特里叶本人在创作中已经不遵守这些原则了。这里有着对于后期中各种便利的、新兴的电子手段的否定，也有对于好莱坞题材的抵制，以及独特影像文化表达的可能性。事实上，遵循了DOGMA95宣言原则制作的影片《黑暗中的舞者》、《女巫布莱尔》，纪录片《拾荒者》（阿涅斯瓦尔达）、《长假》、《FASTEN》等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创办圣丹斯电影节的雷德福今年64岁，有着“圣丹斯小子”的美称。他作为职业电影演员和职业导演，在二十世纪的整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在好莱坞取得了很大成绩。他的导演处女作《普通人》（Ordinary People）赢得过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那时他才43岁。70年代，他主演过《圣丹斯小子》（Butch Cassidyand the Sundance Kid）、《Dow n Hill Race r》、《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80年代和90年代，他出演过《法律雄鹰》（Legal Eagles）、《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不道德的交易》（Indecent Proposal）、《哈瓦那》（Havana）及《马语者》（The Horse Whisperer）。虽然好莱坞是雷德福的衣食父母，他在好莱坞也不是郁郁不得志的那类人，但是他还是对于好莱坞过于浓烈的商业色彩和越来越限制电影人创造性工作的干涉政策充满了不满。他说，“70年代，我能拍我想拍的影片，如《总统班底》、《普通人》等。这些影片都反映了美国历史、人物或社会的某些具体方面。但现在，好莱坞会说：‘这些有什么意义？这里面有明星吗？’”
一年一度的圣丹斯电影节一般于每年的1月18日至28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附近的帕克市举行，为期11天。2001年圣丹斯电影节有114部影片参展。一些表现“性别扭曲”的影片及数字电影备受瞩目，体现了独立制片的一种新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从业人员和影迷们在彼时彼地聚首观摩电影，讨论电影制作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入围戛纳的多是成名的导演，例如入围第54届戛纳的就有戈达尔、今村昌平、雅克·里维特、南尼·莫瑞提（意大利）、艾玛诺·欧密（意大利）、苏可洛夫（俄罗斯）、马诺埃尔·德·奥利维拉（葡萄牙）、迈克尔·哈尼克（奥地利）、莫森·马克哈尔巴夫（伊朗）、侯孝贤、蔡明亮、大卫·林奇、科恩兄弟；这些人此前都多次获得过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与每年五月举行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不同，圣丹斯电影节是专为没有名气的电影人和影片设立的电影节。未在国际上得过奖是参加圣丹斯电影节的必备条件。然而，这些参加者一旦在圣丹斯电影节获奖，他们就有可能一下子从影坛上的无名之辈变成名人。例如，当《麦克穆伦兄弟》获得1995年圣丹斯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时，人们对该片的导演兼主演爱德华－伯恩斯还一无所知。如今，伯恩斯已成为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中的主演之一。
近年红遍好莱坞的英国演员休·格兰特也是当年在圣丹斯电影节上亮相后一炮打红的。
没有能力反对好莱坞的文化霸权，只好试图通过圣丹斯电影节做些温和反叛的雷德福现在发现他的圣丹斯也不是一块净土了，好莱坞像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一样出没在圣丹斯的天空上。许多新的电影人过于热衷于成名获利，向好莱坞平送秋波；好莱坞则把圣丹斯看作廉价的新品试验场，从中选拔臣服者进入大制片厂体制。2001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雷德福20年来首次缺席，这是他对“圣丹斯电影节”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好莱坞化”的现状感到无可奈何的失望的表达。他当时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专访时透露，他对没有出席电影节感到很庆幸。尽管他认为“圣丹斯”的独立精神仍是值得赞扬的，但随着知名度的扩大，这一精神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削弱。而且，他本人越来越不喜欢电影节上那些越来越浓重的商业气味。他说：“‘圣丹斯’已成为一个怪物。就像去拉斯维加斯一样，去圣丹斯也有点变得让人精疲力竭了。圣丹斯精神的精髓还在，但却正在一年年地萎缩。这都是围绕它的其它因素带来的：诸如时尚、好莱坞，以及传媒，等等。传媒对圣丹斯的明星们的关注比对电影节本身的关注要多得多。”
圣丹斯电影节的参赛作品往往成本比较低，制作者因此可以尝试去作，就像电脑发烧友要自己组装计算机，音乐发烧友要自己组装音响，影像发烧友也有自己拍片的冲动（DIY）。电影不一定要在商业电影院里放映，它可以在任何私人场所放映，也可以在电视台、艺术电影院、实验电影院、咖啡厅、酒吧、学校、电影节等许多公共场所放映；当然也可以因此获名获利，从而继续拍摄自己的下一部。所谓民间影像运动，在美国主要是针对主流商业电影说的。它突出的是参与性，打破了对于电影的神秘感，鼓励人们去拍一些有意思的作品，尝试一些跟以前的商业影像不太一样的视觉经验、表达方式；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电影的多种可能性，使我们的情感表达、自我疗伤、社会参与、生活形态纪录、自身状况反思、特定文化（性别、种族、少数族群等）立场张扬、社会问题商讨有了新的渠道。这也许是圣丹斯电影节健康存在下去的意义吧。
美国的独立制片活动源于电影人对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制度和美国类型电影的反动。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有《英国病人》（米拉迈克斯公司，Miramax）、《闪光的风采》（火线公司，Fire－Line）、《冰雪暴》（格雷莫西公司，Gramercy）等都是独立制片的作品，只不过它们的商业味较浓，所以票房成绩不俗。拍什么样的电影与制作体制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制作资金的多元化，制作技术的多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有着电影感觉、受过电影教育的人有可能拍摄自己想拍的东西，而且拍的东西相对容易地找到营销渠道，找到特定的观众群体。
拉斯·冯·特里叶（Lars Von Trier）在1995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提出了著名的DOG－MA95宣言。其主要内容如下：必须现场摄制，不得使用道具、摄影棚（如果道具对于故事是必须的，则要选择有道具的现场拍摄）；声音不能与影像分离，反之亦然（不能使用音乐，除非音乐就发生在被拍摄的场景里）；必须手持摄影机，允许任何手的移动或运动（电影不是发生在摄影机呆的地方，摄影机应该在电影发生的地方）；电影应该是彩色的，不许使用人工用光（如果曝光过于不足，这一场景要剪掉，或者允许使用一个摄影机附属的灯）；不许使用光学处理和滤镜；电影中不允许包含浅薄的动作（谋杀、武器不该出现）；不许时空疏离，这意味着电影是现时点拍摄的；类型电影不被接受；要用学院化的35mm拍；导演是不可信的。这一宣言在数字影像（DV）制作群中有较大的影响，虽然现在特里叶本人在创作中已经不遵守这些原则了。这里有着对于后期中各种便利的、新兴的电子手段的否定，也有对于好莱坞题材的抵制，以及独特影像文化表达的可能性。事实上，遵循了DOGMA95宣言原则制作的影片《黑暗中的舞者》、《女巫布莱尔》，纪录片《拾荒者》（阿涅斯瓦尔达）、《长假》、《FASTEN》等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创办圣丹斯电影节的雷德福今年64岁，有着“圣丹斯小子”的美称。他作为职业电影演员和职业导演，在二十世纪的整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在好莱坞取得了很大成绩。他的导演处女作《普通人》（Ordinary People）赢得过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那时他才43岁。70年代，他主演过《圣丹斯小子》（Butch Cassidyand the Sundance Kid）、《Dow n Hill Race r》、《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80年代和90年代，他出演过《法律雄鹰》（Legal Eagles）、《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不道德的交易》（Indecent Proposal）、《哈瓦那》（Havana）及《马语者》（The Horse Whisperer）。虽然好莱坞是雷德福的衣食父母，他在好莱坞也不是郁郁不得志的那类人，但是他还是对于好莱坞过于浓烈的商业色彩和越来越限制电影人创造性工作的干涉政策充满了不满。他说，“70年代，我能拍我想拍的影片，如《总统班底》、《普通人》等。这些影片都反映了美国历史、人物或社会的某些具体方面。但现在，好莱坞会说：‘这些有什么意义？这里面有明星吗？’”
一年一度的圣丹斯电影节一般于每年的1月18日至28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附近的帕克市举行，为期11天。2001年圣丹斯电影节有114部影片参展。一些表现“性别扭曲”的影片及数字电影备受瞩目，体现了独立制片的一种新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从业人员和影迷们在彼时彼地聚首观摩电影，讨论电影制作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入围戛纳的多是成名的导演，例如入围第54届戛纳的就有戈达尔、今村昌平、雅克·里维特、南尼·莫瑞提（意大利）、艾玛诺·欧密（意大利）、苏可洛夫（俄罗斯）、马诺埃尔·德·奥利维拉（葡萄牙）、迈克尔·哈尼克（奥地利）、莫森·马克哈尔巴夫（伊朗）、侯孝贤、蔡明亮、大卫·林奇、科恩兄弟；这些人此前都多次获得过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与每年五月举行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不同，圣丹斯电影节是专为没有名气的电影人和影片设立的电影节。未在国际上得过奖是参加圣丹斯电影节的必备条件。然而，这些参加者一旦在圣丹斯电影节获奖，他们就有可能一下子从影坛上的无名之辈变成名人。例如，当《麦克穆伦兄弟》获得1995年圣丹斯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时，人们对该片的导演兼主演爱德华－伯恩斯还一无所知。如今，伯恩斯已成为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中的主演之一。
近年红遍好莱坞的英国演员休·格兰特也是当年在圣丹斯电影节上亮相后一炮打红的。
没有能力反对好莱坞的文化霸权，只好试图通过圣丹斯电影节做些温和反叛的雷德福现在发现他的圣丹斯也不是一块净土了，好莱坞像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一样出没在圣丹斯的天空上。许多新的电影人过于热衷于成名获利，向好莱坞平送秋波；好莱坞则把圣丹斯看作廉价的新品试验场，从中选拔臣服者进入大制片厂体制。2001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雷德福20年来首次缺席，这是他对“圣丹斯电影节”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好莱坞化”的现状感到无可奈何的失望的表达。他当时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专访时透露，他对没有出席电影节感到很庆幸。尽管他认为“圣丹斯”的独立精神仍是值得赞扬的，但随着知名度的扩大，这一精神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削弱。而且，他本人越来越不喜欢电影节上那些越来越浓重的商业气味。他说：“‘圣丹斯’已成为一个怪物。就像去拉斯维加斯一样，去圣丹斯也有点变得让人精疲力竭了。圣丹斯精神的精髓还在，但却正在一年年地萎缩。这都是围绕它的其它因素带来的：诸如时尚、好莱坞，以及传媒，等等。传媒对圣丹斯的明星们的关注比对电影节本身的关注要多得多。”
圣丹斯电影节的参赛作品往往成本比较低，制作者因此可以尝试去作，就像电脑发烧友要自己组装计算机，音乐发烧友要自己组装音响，影像发烧友也有自己拍片的冲动（DIY）。电影不一定要在商业电影院里放映，它可以在任何私人场所放映，也可以在电视台、艺术电影院、实验电影院、咖啡厅、酒吧、学校、电影节等许多公共场所放映；当然也可以因此获名获利，从而继续拍摄自己的下一部。所谓民间影像运动，在美国主要是针对主流商业电影说的。它突出的是参与性，打破了对于电影的神秘感，鼓励人们去拍一些有意思的作品，尝试一些跟以前的商业影像不太一样的视觉经验、表达方式；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电影的多种可能性，使我们的情感表达、自我疗伤、社会参与、生活形态纪录、自身状况反思、特定文化（性别、种族、少数族群等）立场张扬、社会问题商讨有了新的渠道。这也许是圣丹斯电影节健康存在下去的意义吧。